今年是恩师陈之佛先生诞辰110周年，数十年来，我一直怀念恩师。在我心目中他是人世间最好的人，虽然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认为他就是完人，完完全全的好人。他学识渊博、慈祥谦和、敬业多思、诲人不倦。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能跟老师学习工笔花鸟画，他的艺术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终生不渝地走完画好工笔画之路。
老师是现代杰出的工笔花鸟画家、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他鉴于中国工笔花鸟画近三百多年来没落而奋志振兴。他四十岁后开始，20多年来，创作了数百幅精美工笔花鸟画，为我国的优秀传统的振兴作出了历史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艺术作品将永垂青史。
我1951年考入南京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初入学时，系里召开迎接新同学会，只见一位风度翩翩、慈祥谦和的教授出席欢迎会，并致欢迎词，他的一口浙江慈溪话，我甚至一句也未听懂，但对我们班七位新同学的热心关怀使我无限敬仰，高班老同学告诉我，那位就是陈之佛先生。
第一堂中国画课是傅抱石先生上的。傅老带来之佛老师画的一本册页，上面画了碧桃小鸟，是那么精美，碧桃花是用朱砂色画成，留出空白线条，深深地吸引了我的视觉，深深地冲击着我的心弦，真可谓是“一见钟情”。抱石老师教我们中国画课，从打基础开始，也画石膏像，练习造型，练习勾线条，临摹“故宫周刊”上刊登的名画，临摹八十七神仙卷，也临摹之佛老师的画。南京大学的南高院是徐悲鸿先生主持艺术系十八年的基地，二楼是美术陈列室，我入学时，陈列室里还陈列着徐悲鸿先生的名作《愚公移山》、《奚我后》、《九方皋相马》，傅抱石先生的《山鬼》、《湘君》、《湘夫人》、《屈原》、《歌乐山之雾》，陈之佛先生的《青松白鸡》、《玉兰喜鹊》等等。初来时由于年龄小，还未真正接触到艺术，最能吸引我的还是之佛老师的画，也因为我童年时代在农村生活，常常和小伙伴摸鱼捉鸟之故。于是我在课余时，常常去借老师的画来临摹。开始时多是些较小篇幅的册页，如《柳荫鸣蝉》、《牡丹夹蝶》、《寒梅冻雀》等，后来也临摹了《蕉荫白鹅》、《秋菊白鸡》、《月季白鸡》、《蔷薇双鸽》等等，他那流畅的线条、淡雅的设色、生动的造型，张张作品令我那么倾心。我觉得老师的画要能给家乡的父老乡亲看到该多好，我下定决心好好地学，相信总有一天会做到的。
解放初期，正值革命高潮，一切文艺强调为革命、为政治、为阶级斗争服务，“左”的思潮占据统治地位，对民族传统绘画持虚无主义态度，认为中国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不科学，没有质感、量感、立体感，一花一叶怎么为革命服务?全国各高等院校都把中国画的教学删去，一些人对画中国画的人进行无情的攻击与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一段时间老师的思想非常苦闷，他说，学校要不给我发聘书，我就到南京大学大门口摆香烟摊。我那时年轻，对什么都不懂，只知道陈老师的画美，课余时常到老师家看老师画，也帮老师磨墨牵纸。老师也非常关爱我这个从农村来的学生，常常给我些纸笔颜料，鼓励我好好学习。
老师原名叫陈绍本，在四川重庆开第一次画展时署名陈之佛，当时熟悉他的人还问他陈之佛是谁，画画得那么好，怎么没有听说过此人，老师笑而不答。因为那时老师已四十岁的人了，他初画时怕被来的客人看见，经常躲在卫生间里画，搞战时期重庆生活十分困难，微薄薪金很难够生活开支，师母常常背上背着孩子，给人洗衣服，换几个钱，补贴家用。老师生活十分简朴，一套呢中山装，还补着洞，吃食也非常简单，师母常常在饭锅用小碗蒸一段肉或香鱼，就是一顿饭的菜，我也能常常因学校吃饭时间过了，在老师家里吃上肉或香鱼。老师作画，工作十分勤奋，他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在校时，我给他统计了一下，共兼26个职务，他一生没有午睡的习惯，我想是他舍不得时间午睡呢。老师常说自己作画时是最好的休息，解放前他在重庆时的中央大学时，条件非常艰苦，还画了几百张画，可见他是多么勤奋。在重庆、成都开了三次画展，几乎全部被购光，得了两皮箱法币，但是蒋管区物价飞涨，到解放前夕，法币贬值，不值几文。老师本想把画卖掉，出本画集，几百张画要付出多少辛苦、精力，一切付之东流，这使老师十分伤心。每每忆起，师母常常伤心流泪。
1952,年夏，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南京师范学院独立出来，校址迁到宁海路原金陵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校址。老师也随校迁到宁海路东瓜市学校斜对面路东的小楼内，地方并不大，书房内放不开大画桌，老师常常把一块板搭在办公桌的头上作为画桌，像《和平之春》等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画的。老师的许多画大都裱成卷轴，放在床下的箱子里，床上的墙面总是挂着一幅梅花群雀的横披、历时不换。我和本班的几位同学总想多看看老师的作品，有一天，我们全体去了他家，老师从床下的箱子里一幅幅打开给我们看，边看边讲，实在是难得啊，老师见我们那么喜欢他画，心情也十分快慰。
那时我一有空就跑到老师家，看他画画。他画梅花要点花蕊，有时会漏掉几辫，我就帮着仔细找，真是幸福啊!有一次老师给大英博物馆画一幅梅花，他正在起稿，反复修改，我也帮着动脑筋，为了一个枝干的穿插，整整忙乎了一个下午，我觉得很满意了，可是我第二天再看到时，他又作了修改。所以老师的画耐看，百看不厌。他是在构思、构图、色彩、造型下了大功夫的，古人云“收尽奇峰打草稿”“九朽一罢”，在这点上老师做得是最完美的，他常说一枝一叶，加之不得，去之不能，意在笔先，创作态度十分严谨，在这点上使我受益匪浅。我们班上只有七位同学，一个教室内，只有七个人上课，可以想象，空位子太多了，但是老师讲课、画图从来没有一点马虎。堂堂课上满，每一个图案都在黑板上画，有一次我和同学陆盘本，上课前在教室外面的路上追逐嬉戏，由于太快，被地上的细砂滑倒，猛跌在地，腿上、手掌上、胳肘上砂子全进肉里去了，且渗出了血。当即到医务室去，医生用酒精洗净，抹上紫药水，上了绷带，好像两个从前线下来的伤兵，等难为情地走到教室时，同学们看到都好笑，我们也十分自责。老师却关切地问疼不疼，说，这堂课我抽空给你们补上。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人生的关键，党和政府还有敬爱的老师把我这个从农村来的学生培养到大学毕业，1955年夏，就要离开可爱的母校了，心情总是恋恋不舍，陈之佛老师，傅抱石老师等都一一地同我们合影留念，至今我还保留着同老师的合影。每每看到他那慈父般的笑容，心中有着无限的敬仰与惆怅。
我毕业后，被分配在江苏省美术工作室，没有离开南京，那时老师已调到南京艺术学院任副院长，家址迁到丁家桥校园内。1959年北京筹建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要布置一些画，其中要有两幅花鸟画，领导说：“继高，陈老年龄大了，要画那么大的画，得有人帮助，你就去帮助老师吧,今后你就好好地跟老师学工笔花鸟画吧,这方面也没有人继承,别的画也不要再画了。”真是正合我意，每天一大早就到南艺会议室里帮着老师完成了《松龄鹤寿》图，后来被苏州绣成双面绣大屏风，至今仍然陈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人大委员长接待厅里。同时还和杨建侯老师合作了《孔雀图》，此画现在陈列在南京东郊宾馆五号楼大会议室内。1961年底，老师从北京回来，他因写中国工艺美术史，在北京香山住了半年。回来时正值寒冬，加上他过于劳累，突然患了脑溢血，在铁道医学院医院抢救了七天，终于不治，连一句话也未留下，匆匆地离开了人间。我伤心至极，帮着治丧，用大红漆棺木安葬在南京城南雨花台的望江矶。那是1962年初，老师享年66岁。老师走后，在艺术上，我像孤儿一样，再也没有可能请教画工笔花鸟画的问题了。于是我下定决心，继承老师未竟事业，把老师的精湛艺术继承发扬下去。数十年来， 我虽然经过多次风风雨雨，却对画好工笔花鸟画坚持不渝，我想这也是向老师交上最好的答卷。老师，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