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于我来说始终具有两重身份，既是父亲又是老师和同事，在我眼里的父亲，是一位勤奋执著兢兢业业的人，天明即起，等我们起床，他已经伏案一两个钟头了，此时他才刷牙洗脸吃早饭，假如没有必不可少的事务工作，他依旧回到画桌前，可以说他的工作和业余爱好都是画画，用笔耕不辍来形容他是再确切不过的，几十年如此，也不知坐坏了几把椅子，他还是位脾气急躁，肝火盛旺的父亲，我小时候对他又恨又怕，我不明白依他的性格怎么会选择工笔画这样精微细致的形式来抒发寄托自己的理想。现在我逐渐理解了他对美好事物的敏感，来自他善良的本性。前几年我去了一趟父亲的老家徐州，棠张喻庄在许多新盖小二楼中间，一块狭小的空地上，有一圈石砌的老屋基，夯土墙基本坍塌，仅存一个残破的门框，这是我爷爷当初分家时留给父亲的房子，看起来很小，父亲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怀着对美的向往，考上南师，幸运地遇见了恩师陈之佛先生，被他笔下展现的鸟语花香，深深吸引，而工笔画的精耕细作是对父亲个性的一种制约和互补，如今我也画了二十多年的工笔画，我承袭了他的画种也承袭了他的血液，每当我心浮气躁的时候，坐在桌前，一笔一笔，不吝体力地画着，心境便会渐渐地平实和开阔起来，绘画之于父亲不仅是生活和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几乎已成为一个宗教，五十五年每天的画作，已变成一种修炼，寄托着对美的理想和人生的豁达。虽然他现在有时还会着急发火，但他心底深入是对家人深切的关爱，亲戚朋友的事他都尽心尽力地去帮。曾经在很久以前的一趟火车上，一位农村妇女带着孩子哭诉自己的不幸，父亲毫不犹豫地把身边带着的仅有的两千元钱全都给了她，那时家时几乎没有存款，他下了火车步行回的家。在他一笔一笔的耕耘中，头发白了，眼睛花了，脖子也僵硬了，心脏在超负荷地工作着，家里的生活逐渐改善，他从未忘记自己是那间土屋里走出来的人，为家乡小学捐赠，为社会有需要的有困难的人们捐赠，这份真心诚意源自他对党对社会的那份感恩之心，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有对艰辛生活的记忆和对比，他那父亲般的慈爱，真正是想能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
作为艺术家的父亲，除了勤奋，还有对审美感知的天赋。他对自己的恩师陈之佛、傅抱石等先生感念不已，工笔画在唐宋达到高峰以后，被水墨文人画取代，逐渐式微，因其程式化世俗化，渐渐成为实用器物的装饰，与工艺美术贴近，因此丧失了艺术创作传情达意，抒发胸襟的要素，为文人雅士所不屑，陈之佛先生以他的学养以他对自然界的理解，以他富有情感的画笔，赋予了工笔花鸟画全新的形态，也使工笔花鸟画这个画种重新焕发了艺术的光彩，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使其重新成为独立的艺术品种。我们知道在中国画里，荒寒寂寥的风格较易受到称道，而富丽喜庆的一路较易流俗，而父亲从陈先生那里继承了欢快明丽的一路，以其朴素的情感和一颗平凡之心，亲近着大自然的花草，为人民服务不是他的口号，而是他的宗旨，因着他的性格，因着他的气质，因着他北方血液，他不满足于在尺幅中游戏小情调小趣味，他满腔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赞颂，对生活在感激，要在广大之中得以抒发，他把工笔花鸟画画成巨幅，丈二、丈六、丈八、三米、斑米，在这些大作里，他的激情，才能和宏观的掌控能力得以充分地发挥，我知道对于画工笔画的人来说一张大画不是由一张小画放大而来，每增加一尺，付出的精神和体力是几何倍数的，在历史上这样的宏幅巨制是前无古人的，一次我随父亲去南京人民大会堂拍摄他为其会议室画的大画，孔雀牡丹图，远远看去，画面典雅宁静，绚丽却又十分祥和，丰富又很稳健，一派正气，令我肃然起敬，出乎我的意料，生发出一种敬佩，一种感动。因为靠得太近，我常常看不到父亲的光环，我们各自画自己的画，常常相互不以为然，但我从这张画里，看到了他所赋予的那种独特气质，那种超然的，充沛的神貌，那种正大光明的精神世界，从改革开放至今，他创作大画的激情一直持续着，无论是国家、政府、人民大会堂、中南海、机关、宾馆，只要有任务，打起背包就出发，一去几个月，不记成本，只怕经人别人添麻烦，起初我以为他只想有个地方能画大画过过瘾，而现在自己的画家也足以构画大作品，更何况年事已高，不胜劳累，何必依然如此，现在我明白他是愿意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奉献他那颗感恩的拳拳之心，他常对我们说，我一个从徐州农村来的乡下人，没什么别的本事，会画几笔画，国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只有尽我所能罢了。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却画了许多了不起的大画。
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陈之佛先生的艺术特质，从他这一代开始，工笔花鸟画重新繁荣起来，如同打开了一扇观看的窗户，此处工笔花鸟画的前景正好。
父亲还在计划着他的创作，他想用自己几十年的积累，再画十张丈六的大画，我已经看到了一片荷塘，看到了几棵梨花，看到了一片孔雀，父亲心中的美好世界正在渐渐地显现，我衷心地祝他保重身体，健康愉快！谢谢。
喻慧（省国画院花鸟画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