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人生观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外婆。外婆家在上海，我出生不到一个月就送给外婆抚养，据说我又丑又闹，需要付出格外的精力和耐心，仅仅一年，外婆就瘦了二十斤，至今令我感到内疚。外婆家是我的天堂，在那里我受到最好的庇护，因为外婆她始终认为我是最好的，我选择做的事都是了不起的。她从不对别人提要求，总是本能地从他人的角度着想，给予我们精神上无微不至的宠爱，在她身边我感到安全和平静。

      外婆出生在上个世纪初，一个资本家家庭，她父亲是银行家，但她不像我们电影里看到的旧上海那种养尊处优的大小姐，而是一个非常智性和善良的人。她自尊、自强，从小因为母亲身体不好需要帮助管理家务，外婆没有正式读书，但她一直坚持自学，包括结婚生子以后，不仅学四书五经、古诗，也看报，关心时事。她甚至学英文。如今外婆九十多岁了，对历史和国际时事仍旧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我们依然能从她那里受益匪浅。

      当年外婆嫁给外公时，他还是一个穷学徒，外婆自己作出勇敢的选择。他们互敬互爱感情很好，我妈说从未见过他们有争执。后来我外公几经努力在纺织业有所成就，开了几家染织厂。外婆说起外公，带着遥远而温暖的回忆：“他是个不晓得当心自己身体、只晓得做事情也不管钱财的人。”我想是因为外公的人品魅力使外婆倾心一生。小时候，外婆家阳台上挂着一幅张善仔画的老虎，四尺整张，虎虎如生。一天，我们正在吃饭，对面学校的红小兵飞来一阵石弹，画框的玻璃应声而碎。不久以后，画又配好框子挂在了卧室里。我想当时连吃饭的钱都是很困难的，这么大的玻璃一定很贵。但我知道这与对外公的情感有关，也是我们一家人对画的崇敬。外公与当时的文人常有来往，我从他留下的藏品中看到张大千、张善仔、赵叔儒等人所题的上款。外公在上世纪50年代初病逝，留下六个孩子，最小的刚上小学，当时外婆四十多岁，只是一个家庭妇女，独自一人培养了两个大学生，三个博士，一个博导。她性格的刚强不在表面上，她的容量非常大，令人尊敬。

      她的博大介乎无形，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外婆从一个优裕的生活环境到后来一无所有，生活中独自承担的东西如此之多，我从没有听到她有任何抱怨，总是说蛮好的。她乐观地看待整个社会进步，坚信现在比过去好。她说：“你们不晓得战时之难，日本人来了，那种害怕担心，国家乱糟糟，中国在世界上没有地位。”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文革”时，她由于资本家的成分受到管制。有一次我到上海，一进大门，看到外婆衣衫灰蒙白发苍苍，斜背着一个破书包，抱着一把大笤帚吃力地在扫弄堂，我忍不住眼泪哗哗地掉下来，我觉得外婆太委屈了。外婆却不以为然：“我这样扫扫地也没什么，他们对我也蛮好，看看让你那么难过。”她反而心疼起我来，一切不平在她心里都被融化了。那时抄家是免不了的，首饰珠宝无一幸存。后来虽然退赔了一些，但早已不是原先的东西和数量了。可是她觉得能退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么多东西啥人弄得清楚”，还说：“其实那些东西我也不是真的喜欢，人家有么我也有，没有也没什么，戴着碍手碍脚。”她看事物有许多不同的角度，总有畅通的渠道。她达到一种自由境界，看似漫不经心的魅力令我感动。